中共地方史研究的缘起

  发布时间: 2019年10月30日 06:05:45   作者: 美文网

1942年,张爱萍同夫人李又兰在苏北汪朱集


1942年,张爱萍同夫人李又兰在苏北汪朱集

历史,从广义上说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两大部分。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,仅指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。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置自然史于不顾,因为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,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,自然是人类历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舞台。对人类历史的研究,不能缺少对当时自然和人文的地理条件的了解。人们对自身历史的研究,总是与其所处的环境结合在一起的。

中国是具有悠久的史学研究传统的国家,而且这种研究很早就和地方志的研究结合在一起。早在周代(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),历史学家就开始记载“四方之志”和“邦国之志”,研究一地的历史、现实、人文、地理、自然等现象。自东汉光武帝刘秀起,修编地方史志已成为地方官主持的一项公务,后人总结“以一乡之人修一乡之书,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”。经过数千年的积累,前人保存下了一大批门类齐全、层次多样的地方志和地方史书。尽管经过岁月的流逝,战乱的损毁,但至今志书仍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,近10万卷。1985年出版的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(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)收录国内外现存中国地方志书达8264种。若以地区论,则直隶最多,山东次之,江西、浙江、江苏、山西又次之,黑、新、察、热四省最少。中国地方史研究的时间之悠久,地域之广阔,内容之丰富,在世界上是罕见的,这是中华民族的珍贵财富,是我国独具的地方百科全书。对地方史研究的重视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宝贵的优良传统。

地方史研究也是当代国际上较为流行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,西方史学家们称之为:区域研究法或地理历史学。他们认为,这是一种有重大功用的历史研究方法,特别是在幅员辽阔、地区差别大的国家里,这种研究方法尤有倡导的必要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与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合作,从1974年开始了一项规模宏大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计划,研究大体以省为单位,选择沿江沿海最重要的地区,分为江苏、广东、湖南、湖北、上海、闽浙台、东三省、河北、山东10个区,研究著作均已问世。前苏联等国的学者也很重视对地方史的研究,有不少专门研究地方史和地方党史的专家。

中共地方史是在研究中共历史和地方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。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同时,也吸取了许多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和优良传统,注意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。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、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对党史资料的保存和研究都很重视。建党伊始,中共地方组织的资料搜集工作就开始了,如中共一大的北京、广州等地方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言稿得以保存。以后,在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过程中,在红军长征之后,在延安整风期间,各地方和部队中的负责人曾分别就本地区的党的活动做过一些总结。这都可视为中共地方史的起步阶段。但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,由于条件的限制,也由于理论的欠缺和实践活动的短暂,还不可能开始全面系统的地方党史的研究。

 解放以后,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半期,在纪念新中国十年,编写厂史、社史、村史、家史,编修新方志,开展社教运动过程中,一些地方曾经搜集了资料,做了人物采访,如北京出版了《北方的红星》《二七大罢工史》《一二九运动史》《门头沟煤矿史稿》等地方革命史书籍。这些文章和书籍有不少涉及地方党史的内容,但是,专门的独立的地方党史著作还未面世。

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。在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,党中央又一次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对党的历史,特别是建国后党的历史进行认真的总结。20世纪80年代初,从中央到地方,党史资料征集和研究机构先后成立。从思想、机构、人员上为研究地方党史做了准备。地方党史部门初期的任务主要是征集资料,为中央研究和编写党史服务。经过30多年的努力,全国各省市的地方党史征集研究工作都取得了很大进展,通过采访当事人,撰写回忆录,征集历史文献,编写组织史和大事记,出版党史人物传,在有了理论准备和资料准备后,撰写中共地方史的任务渐渐地提到了议事日程。20世纪90年代后,福建、河南、湖南、上海、北京等省市记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地方党史论著先后问世。2011年中共成立90周年前后,北京等十余省区市的地方党史第二卷(1949—1978)也陆续公开出版。更有的地方今天还编写出了改革开放后的地方党史,可以说这一研究和出版正处于蓬蓬勃勃、方兴未艾的趋势。这是党的建设一大幸事,也是历史研究的一大幸事。

中共地方历史研究方兴未艾,前景辉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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